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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和互联网是无边界的。互联网的平台本来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访问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影响力在不断加深，对技术进行监管被提上了议程。问题是如何监管呢？当技术平台面临不同甚至矛盾的监管要求时，又该如何处理呢？技术还算没有边界吗？曾是知名VC的Benedict Evans提出了这个问题。原文发表在其个人博客上，标题是：Regulating technology
划重点
最近10年技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当某个事物对社会具有系统重要性并存在系统重要性问题时，就会引起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关注。
但监管不是简单的问题，也没法简单
无边界的技术平台面临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时候那些监管政策会发生冲突
任何监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取舍
关于监管，唯一可确定的是监管是一种递减税
直到最近，技术还只是一个小行业。这个行业既令人兴奋又十分有趣，频频出现在很多的杂志封面上，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比尔·盖茨出现在每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时，微软还只是一家向大公司出售会计工具的小公司。当Netscape在1994年开启了消费者互联网时，地球上只有1亿台左右的PC，而且大部分都是放在办公室。如今，有4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这占到了地球全部成人的四分之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90％的成人都是在线的。
直到最近，技术还是个很小的行当
这种变化不仅是在于我们现在几乎人手一台计算机，而且我们对它的使用方式也变了。下面这张是我最喜欢展示的一幅图——2017年，美国有40％的新婚夫妇是在网上认识的。现在这个数字可能已经超过50％。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任何操作了。
今天几乎人人在线做一切事情
技术已经从只是众多行业当中的一个发展为对社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我的老同事Marc Andreessen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好吧，他说得没错。
问题是，当技术成为整个世界时，一切的技术问题都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技术的覆盖范围变得越来越大，触及了更多的人。与此同时，社会本来就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新事物当中得到了表达，并因此被放大和改变，还以新的方式进行传播。当你连接上整个社会时，你也会接触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你会接触到所有的坏人，更重要的是，你所有最糟糕的直觉也有了感同身受的渠道。当然，所有这些还会相互结合，互相强化，并产生新的外部效应。
当某个事物对社会具有系统重要性并存在系统重要性问题时，就会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从很高的层面而言，可以说所有行业都受一般法规的约束，甚至有的还针对特定行业制定了专门的法规。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守雇佣法，会计法，工作场所安全法，甚至刑法。但是有的也有自己的法律，因为有些行业有一些非常具体和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张图尝试概括的是针对特定行业的法律。银行、航空公司和炼油厂都是受管制的行业，技术也要变成受管制的行业。
受监管最多的一些行业
这张图的重点部分在于说明了监管的不简单，而且也没法简单。这些行业中个个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人在做事，采取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对“银行”进行监管，但监管银行不是只有一件事——信用卡，抵押，期货和期权以及货币供应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De La Rue（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擅长印制难以伪造的钞票，但我们不会问它应该对抵押品进行什么样的承受能力测试。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妨再看看汽车，汽车业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理解，对它们的监管责任要落到不同的位置，而且解决方案可能是受限的，需要进行权衡取舍。我们可以告诉汽车公司要让汽车更安全，如果偷工减料的话，要对车企进行惩罚，但是我们不能告诉汽车公司终结一切事故，或者制造出不会燃烧的汽油。我们可以让福特减少排放，但是我们不能让福特去解决停车或交通拥堵的问题，或设立更多的自行车道——得有其他人做这件事，我们可能会决定要不要用汽车税来支付相关费用。我们担心犯罪分子会利用汽车，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执法问题，不是机械工程上的问题。还有，尽管我们对速度限制做出了规定，但并没有把这种限制植入到汽车上。政策就是这么运作的：“汽车”，“银行业务”或“技术”之类的字眼捕捉到了许多跟主题无关的问题，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解决的，大多数事情是需要权衡取舍的，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切都很复杂。
当然了，所有的这一切复杂性“科技”都有，但我们现在得快点解决这个问题了。强制系安全带用了75年的时间，但技术只用了最近的五到十年的时间就从有趣变成了关键。这样的速度意味着我们必须对那些没有伴随我们成长，而且了解程度也不如超市的事物形成意见。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向监管的转变有时会伴随着道德上的恐慌，以及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竞争往往能导致更好的汽车的诞生，但我们并不能依靠它来减少排放或提高安全性，而拆分通用汽车也不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同样地，更换Instagram的所有权会让广告商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阻止少女看到自残的内容。不是什么东西定价系统都能捕捉得到，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教科书要谈“市场失灵”的原因。而且，如果你问街上的普通人为什么他们会担心“高科技”，他们不太可能会回答说因为Facebook和Google可能会对联合利华的收取过高的插播广告费。
你可以将反托拉斯用到跟“技术”相关的任何问题上面，这种做法部分的吸引力在于，这看起来很简单——这是避免跟实际政策的复杂性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系统重要性的崛起恰逢行业周期进入下半段。智能手机和社交已经成熟，并且这些行业的领头羊大部分都占据了主导的市场份额，就像1970年代末IBM在大型机所处地位或者1990年代后期微软在PC软件所占位置一样（而且由于技术本身太大了，而且是全球化的，成为领先的科技公司会变得非常的庞大）。这会导致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fallacy）：这些公司在出现问题的同时拿到了庞大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一定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但是，你对实际政策的思考越多，就越能看清我们围绕着技术展开的很多最重要的辩论都要进行很深层次的取舍。今年年初，我参加了一场欧洲竞争监管机构主持的会议：其中有一家机构的负责人说，他们告诉一家科技公司必须做X，然后该公司找到了隐私监管机构，对方告诉该公司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得做X”。竞争政策说“要排除数据在竞争服务间迁移的阻力”，而隐私政策则说“要增加阻力”。换句话说，政策目标会伴随着冲突。在苹果如何控制你在iPhone的操作方面，我们可能即将陷入另一场大争论，这里有一张维恩图：一方面有保护用户隐私和安全的苹果政策，有保护苹果的竞争地位的政策（或仅仅让它赚钱的政策），以及仅仅反映了苹果对希望看到什么样的app的偏好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交集应该如何确定？你可能不希望隐私监管机构或竞争监管机构拥有唯一的话语权。
当然，政策就是这么运作的——你必须做出取舍。你要么可以拥有更便宜的食物，要么可以拥有一条更可持续的食物供应链；买房你可以出于资产增值的目的，也可以去买更便宜的房子。当然，作为选民，我们这两个都想要——一方面我希望父母的房子会升值，另一方面又希望我打算购买的房子能更便宜。
政策就是这么运作的，但在过去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辩论。关于诽谤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模式非常不同。但是网络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任何规模的软件平台都是全球性地拓展，那它怎么去遵循当地的法律呢？在一开始的25年时间里，消费互联网默认是根据美国的那套东西来操弄的，部分是因为互联网大多数的东西均源于此，部分是因为互联网还没那么重要，不至于对当地文化造成足够的冲击，导致反应从被激怒转向立法。但这一点显然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由多个存在重合的监管领域组成的世界。
的确，哪怕是基本的监管机制本身在不同的地方看起来也可能会非常的不同。为了进行极大的简化，美国采取了以规则为基础，由律师主导的一套体系，在这一套体系当中，基本的监管单位通常是法院判例，做出有罪或无罪判决，以及惩罚。相反，英国和欧盟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由执业者主导的体系，侧重的是原则和“合理性测试”，而不是详细的规则，而且可能永远不会上法庭。这对美国律师而言可能非常陌生，反之亦然。
显然，我们会面临多个监管领域的覆盖。GDPR还明确规定了，不管你的服务器放在哪里，这些规则都会愈发适用：如果你的用户在欧盟，则必须遵守欧盟的规则，并且出于实践上的原因，这可能意味着你必须针对所有用户都遵循这些规则。 CCPA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在默认情况下，加州已逐渐成为美国的隐私监管机构。显而易见的下一个问题是，域外规则跟某个协定冲突时该怎么办。当英国说你必须做X而德国说你不能做X时会发生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监管政策上存在分歧。我们在公司本身来自何处也存在分歧。在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默认情况下互联网就是美国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公司源自那里，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的时候，美国占到了全球风投的80％；而现在只有50％
互联网不是美国一家独大了
硅谷仍然是全球的创新中心，但它不再是开发伟大产品的唯一场所——软件正在普及。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只是看到了我们要探索的复杂性的皮毛，公司过去习惯于把平台看作是本质上无边界的，但现在却跟全球各地的五、十或者五十个不同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发生冲突了。复杂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后果：下面这张图试图按照规模去捕捉美国不同零售银行的监管成本：银行越小，合规成本就越高。这以观察也不是我的独创：监管就是一种递减税，往往会拖慢创新的脚步，阻碍初创企业。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监管是一种递减税
当然，这又是另一种取舍了。1850年到190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时，工业界开始认为有必要对产业进行监管，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对从工业食品到银行业乃至于航空业的各个行业的监管方式和程度争论不休。现在技术也要步其后尘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有可能是未来一二十年内的事情。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就职于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那家银行有900名员工和1名合规人员。今天，这个数量也许要翻100番了。那么，五年之内，Google会需要多少名合规人员呢？
注：本文的许多幻灯片来自Ben Evans在2020年初在达沃斯发表的演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译者：boxi。
